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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自1938年成立以后就成为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导机构，对4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和历史进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梳理其历史线索时，多数史家和史著都偏重老舍与茅盾的核心作用，然而，在文协的历史中，另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身影却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这就是胡风。个中原因耐人寻味，除了胡风的当代命运以外，大概还与茅盾在左翼文学内部的地位更高有关。老舍与茅盾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中间派和，可以使得文协的广泛性得以确认，这样的身份安排与文协的历史面貌是吻合的，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文协看似一团和气的背后还隐藏着左中右不同阵营的明争暗斗，即使在文协内部的左翼中间也有各种意见分歧。考虑到这些纷争，那么，胡风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便难以回避。
1937年10月1日，胡风从上海到了汉口，先是向董必武汇报上海左翼文艺的情况，之后由博古组织成立了一个“调整文艺领域工作的小组”，成员为博古、何伟、冯乃超和胡风。这个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互相交换情况，成为事实上的武汉左翼文学的领导机构，其作用一直发挥到文协成立，且文协的筹备过程也多与该小组成员有关。身为4人小组成员的胡风，虽然不是党组织内部在文艺领域的核心领导者和决策者，却有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久，周恩来来到汉口，与胡风进行了一次“个别的恳切的谈话”，核心主题是关于武汉文艺工作的总体原则，即“一要工作面广阔，二要坚持原则立场。没有前者，就会陷于宗派关门主义，脱离广大人民的要求；没有后者，就会陷于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两者都会招致抗战的失败，即革命的失败”*戴光中：《胡风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这次谈话既是对胡风在武汉文艺工作的总体指示，也是对胡风展开具体工作的侧面确认，至少在胡风本人看来如此。“那以来，凡有他或其他领导人和文化界的集会或谈话，都是约了我参加的。”*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胡风参与文协创立所秉持的原则正来自于此，其接受了周恩来“指示”的说法也是基于此的。
如果说胡风一心创办《七月》是为了搭建一个文学平台和阵地，既可以继续发扬鲁迅精神、将左联时期的文学观念发挥下去，也是为了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和领导地位，那么，同样，积极参与文协的各项事宜也是出于大致相当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七月》的一切由胡风说了算，而文协涉及各个方面，处理问题时往往要稍降身段、折中处理。文协时期的胡风与鲁迅所评价的“耿直，易于招怨”“神经质，繁琐”*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5页。稍有不同了，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处理起问题来更圆滑些了。一方面，周恩来在他心目中成了继鲁迅之后“一个可以信赖、愿意服从的伟人”，“现在，他决定以统战为重，忍受或应付文艺界的三教九流，以便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戴光中：《胡风传》，第165页。余生，胡风都称周恩来为“父周”。甚至，他办的《七月》还得到了来自延安方面的肯定：“主席也看到了，评价还很高。”*梅志的回忆，转引自何锡章主编：《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另一方面，胡风对反动文人也能有所迁就，一起共事。文协成立之前的临时筹委会由胡风和冯乃超担任书记，则是的代表王平陵。王平陵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代表人物，受到过鲁迅的严厉批评，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胡风自然对其人格是不屑的，但是此时的胡风也能以文协为重，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过去，胡风对他不屑一顾，现在则一反常态，主动和王平陵坐在一起，连开五次会议，制订出发起宣言、协会简章等四个文件。胡风还高兴地发现，同王平陵打交道有个省力处：他糊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不是明显地对的，一说服他就会表示同意和钦佩；有什么不利于团结的企图，一批驳他也就马上撤销了。这使胡风初步尝到了统一战线的甜头。”*戴光中：《胡风传》，第165页。如果在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阶段胡风的努力视作向周扬等激进左翼主动靠拢而释放出的信号，尤其是在经历了上海时期的激烈论争、随着王明等高层介入“两个口号”论争自然而然停止等因素影响下，鲁迅的去世也使得胡风明白自己需要在抗战中选择一个总体的政治背景。虽然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但胡风毕竟在尝试着用另一种姿态、另一种方式跟各个方面的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然而，阳光总是伴随着阴影的。在大局为重的同时，一些事情也在刺激着胡风敏感的心灵，例如郭沫若在武汉文化界的异军突起就让他困惑不解、有所保留甚至出言不逊。郭沫若到达武汉的时间是1938年1月9日傍晚，比胡风晚了3个月。*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胡风撤离武汉是1938年9月28日，郭沫若离开的时间是一个月之后的10月28日。1938年元旦当天，身在广州的郭沫若接到了陈诚“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的电报，半信半疑中，郭沫若坐船赴汉。陈诚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等职，可谓位高权重。虽然由方面出面邀请，但背后运作的是周恩来。文协成立后第五天，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汉口成立，郭沫若出任厅长，由分管第三厅的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此前，胡风等“七月”等非党员同人已经接收到中央的精神传达，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在全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从而增强他在武汉抗战文坛的号召力。*吴奚如：《郭沫若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1期。虽然与郭沫若并无个人恩怨，但听到精神传达的胡风还是反应强烈。“当吴奚如向‘七月社’非党同人传达这一决定时，只见胡风脸色阴沉、黯然不语。这位创造社的元老，虽是胡风尊敬的前辈作家，但要同他心目中的‘偶像’相提并论，实在是难以接受，何况‘口号’之争，他也记忆犹新，还有那篇刚发表的文章《在轰炸中来去》，更使他对郭沫若不满：‘为什么这样恭维独夫蒋介石呢？’”*戴光中：《胡风传》，第165-166页。胡风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郭沫若早就是秘密党员而以民主知识分子的身份活动于与之间，他出任第三厅厅长也是为了抗衡在抗日统一战线内的力量而做出的决定，将其抬高到全国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民主派知识分子，是中央的直接决定。*吴奚如在《郭沫若和党的关系》一文中详细介绍了郭沫若的党员身份问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行军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后，“按当时他个人的具体条件，党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派到乡村去打游击，也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上海提倡‘普罗文学’，听任的杀害”，所以经过党中央决定，与钱亦石、董必武等一起保留党籍，东渡日本“隐避待命”。1937年回到上海后，郭沫若成为特别党员，尤其在武汉时期，郭沫若的党员身份是秘密的。郭沫若“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展开了公开的抗日民主的革命活动，去带动当时广大的民主人士向靠拢，起了比一个党员更大的作用。他当时是特别党员，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和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在被周恩来决定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也只是让三厅的党特支三个负责人(冯乃超、刘季平、张光年)知道他的特别党员身份，秘密出席党中央长江局有关第三厅工作的重大会议。”(吴奚如：《郭沫若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2期。)胡风只是对这个现象不理解、不接受，却没想到自己对抗的是什么人在什么背景下为了什么目的经过什么过程才做出的决定，从侧面说明了他的政治头脑也有不够敏感的时候。
胡风无法直接参与“第三厅”的活动，根由是在上海就种下了的。“第三厅提请政治部聘任了一批设计委员，有利于这些委员进行他们自己经营的工作。周副主席也提了我的名字，但被王明用我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作理由否决了。”*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2页。但是，同样属于文协的老舍就被聘为设计委员，这就不能不让胡风猜测，自己的不能当选是有针对性的，是对他的打击，也是对《七月》的排挤。于是，在1938年7月18日写给夫人梅志的信中，胡风对此事大发雷霆：“昨天看了郭沫若在《自由中国》上的一篇《抗战与文化》，说是抗战时期用不着高深理论和优秀作品，否则就有准汉奸的嫌疑云。我气得发抖，想不到会混蛋到这个地步！凡海主张来一次狠狠的批判。也许会闹一闹的。M·M，我这样安分的战斗法都会受到创造社的暗箭，你看这些家伙的毒辣。前天听说老舍都被任为政治部设计委员，这当然是郭沫若冯乃超之流招兵买马的大计划里面的一次。但我看，只要《七月》不死，他们想统治文坛的梦是不容易完全实现的！”*晓风：《胡风家书选》，《新文学史料》2007年1期。“前天”和“昨天”两件事情对胡风的刺激极大，所以在给梅志的信里才忍不住大骂出口。两件事情一正一反，一方面是对胡风文艺理论的反驳，使自己受到“创造社的暗箭”；另一方面聘任老舍、不聘任胡风，在胡风看来，是“郭沫若冯乃超之流”对他的排挤。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胡风看来，总的目标是指向《七月》的，终极目的则是将胡风彻底排挤出去，由“创造社”和“郭沫若冯乃超之流”“统治文坛”。胡风如此理解自己的处境与命运，主要原因在于他并不处于领导层的核心，不能从政治角度看待问题，而只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所以得出偏激的结论也就在所难免，但也暗示了当时武汉文化界的复杂结构。两件事情给胡风带来的“怨恨”使得他反过来在文协的活动中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怨恨”与“积极”互为表里，互相推动，螺旋式地强化着胡风的内心风暴。于是，靠拢就被排挤、疏离就被批判，胡风陷入了两难的人生处境，其中当然有胡风自身的原因，但也是革命时代众多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缩影。武汉时期的胡风才刚刚踏上这条命运长途的起点而已。
基于上述或主动、或被动的原因，胡风对于文协活动有着强烈的主动性和使命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文协的作用和意义，那就是“正面代表”，“加上总负责的中间派老舍，由于我们对统战政策的掌握与群众的支持，虽然在常委会数量上较少，但却是对取得了优势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6页。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文协的发展历史都是吻合的，也可以证明胡风在文协中的重要地位。反之，他也十分清楚文协对于自己的意义，那就是在将《七月》作为文学活动的阵地之外再寻找一个社会活动的阵地，从中获得某种或客观的、或想象性的领导者地位，扩大自己在武汉文化界尤其是左翼内部的活动空间，竭力与“创造社”或“郭沫若冯乃超之流”抗衡。
1938年，中国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武汉成为了全国的文学中心，聚集了大批作家。“抗战初起，平津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和广州也先后失守，大批文人由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方向退到武汉，政治上左、中、右都有，总数多达六七百人，因为抗战走到了一起。”*舒乙：《老舍是这样当会长的》，《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团结这些作家成为许多人思考的焦点。文协成立后，团结抗战是主调，但内部的纷争仍然较为明显。胡风就是在这种既团结又斗争的氛围中清醒地选择着自己的步调和立场的。
胡风是清醒冷峻的，在文艺理论方面如此，在文艺运动中亦是如此。尤其是在文协的发展历史中，胡风的这种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文协的历史上，虽则老舍和茅盾等人的历史作用确实是最大的，但胡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以胡风为视点重新构建文协的社群形态和思想结构，有助于对文协历史形成新的理解。
首先，胡风对文协的发起成立和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和回忆，在武汉成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的想法最早是由阳翰笙具体提出的，之后通过王平陵及其领导的中国文艺社请示了中央宣传部的邵力子与爱国人士冯玉祥，方面的周恩来等也非常重视。在这个过程中，胡风一直是全力推进的。胡风全程参加了阳翰笙受周恩来委托而组织的非正式筹备会议，在1938年2月至3月下旬召开的两次预备会议和五次正式筹备会议中，胡风积极参与并被委托撰写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被推选为成立大会秘书。3月27日，文协正式成立，4月4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胡风被推选为15名常务理事之一，并担任研究部副主任。此后，胡风还曾经担任过文协下属“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全部过程中，胡风是作为方面的重要代表来推动文协建立的，用胡风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由周恩来副主席给了指示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3页。这种说法大体上当然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但其中也透露出胡风在微妙处境中的微妙心理，至少积极参与文协是他向党内领导层靠拢、主动寻求自己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方式。
在推举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一事上，胡风是持强烈的支持态度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利用老舍牵制张道藩、徐霞村等作家，防止他们控制文协的实际领导权，文协不设名义上的领导者，而只以总务部为常设机构，乃是为了防止“张道藩抢做主席”(老舍语)。40年代在重庆，徐霞村成为总务部副主任，包括胡风在内的会中左翼诸人竭力留任老舍，也是因为担心老舍一旦离任，身为总务部副主任的徐霞村就会自动成为文协的领导者。而徐霞村当时的政治身份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图书审查科科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秘书，是主管宣传的潘公展的手下干将。1943年，胡风成为文协的5名常务理事之一，参与了挽留老舍的诸种努力。在此之前，自1938年文协成立开始，胡风都是事实上的研究部的负责人，而名义上的研究部主任郁达夫则不干涉具体事务，由胡风全权负责。“郁达夫是老作家，不惯于做实际事务工作，虽然负了研究股主任的名义，但他并没有管事。我只好请他对工作出出主意。他很洒脱，说他实在没有耐心做组织性的工作，要我完全做主，连告诉他都不必。”*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6页。文协撤离武汉之前，郁达夫远走东南亚，在那之后，胡风一直担任研究部主任，是文协内部除了老舍等之外最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其次，关于文协的功能和作用，除了团结各种不同立场的作家这个共识之外，胡风还有自己更为细致的理论观察和现实考量。在文协成立之初，胡风就已经意识到，文协作为文艺领导机构可以拮抗某些极左思潮和个人野心对抗战文艺事业的干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茅盾某些想法的。在积极推进文协的建立和发展的各项工作的同时，胡风也始终对茅盾的立场保持着关注。1937年10月，茅盾由上海抵达汉口。*《胡风回忆录》中将此时间误为1938年10月，当是笔误。据查国华《茅盾年谱》，茅盾于1937年10月5日从上海出发，由长江水路经嘉兴、苏州、镇江到达武汉，中旬转去长沙。一周后，从长沙经武汉、南昌、杭州，由宁波转海路返回上海。(查国华：《茅盾年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10页。)自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茅盾多次往返于上海、武汉、香港等地，但，同样根据该年谱，1938年10月整月，茅盾都住在香港。在此之前，茅盾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筹备会议所商定的名单中。但是，两人的见面并不愉快。直接引发此次龃龉的就是文协成立和创办刊物两件事情。文协已经成立，但茅盾对左联的解散依然耿耿于怀，自己组织成立了“文艺家协会”，企图将左翼作家重新聚拢到自己身边。胡风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完全脱离了当前的文艺发展实际的”，其用心在于强化自己的权威：“现在，正在酝酿组成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他视而不见，反而想恢复由左翼成员组成的全国性的似组织又非组织的左翼作家网。由谁做中心呢？当然由他做中心。各地负责人由谁指定呢？当然由他指定。”*胡风：《胡风回忆录》，第87页。在胡风看来，茅盾的系列动作乃是宗派主义的产物，是出于私心而不是为了抗战文艺大局，是为了给自己拉山头、立派系而不是为了团结左翼甚至右翼。这种判断难免有主观武断、以己度人之嫌，却也从侧面呈现了当时武汉左翼文艺界的复杂结构，更能说明胡风对文协的功能与使命始终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胡风才坚定支持老舍，促使文协在正确方向上坚持下去。用胡风自己的话说就是：“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6页。从文协发展历史来看，胡风对老舍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然而，政府是多变无常的。在美国，每一任新总统都有机会改变太空探索的优先事项。就算是私营公司，也能在技术上自主决策，精明的生意人有时候会转向有财政资助的领域。乔治·布什总统是个更偏爱先登月做法的人。奥巴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火星（另外还支持了小行星探索）。在特朗普治下，月球再一次成为偏爱的对象。“努力去确立一项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他们、盖有他们的印记的太空项目，”瓦尔科维奇说道，“历届总统都有种倾向，会转而支持上一届总统没有发声的项目。”
另外，胡风还十分注意文协内部的一些危险分子，如华林、姚蓬子等。对于华林，胡风相对不太担心，因为“华林是人，但他平庸，不足以妨碍老舍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6页。。但对于姚蓬子，胡风十分警惕，因为他曾经从员叛变为员。胡风对其人格十分不屑，不仅自己警惕，对楼适夷与姚蓬子合作背后的原因也是心知肚明：“又利用统战关系全力保举他。为了争取统战工作面扩大，也就不好急于反对他了。把知道他底细的，被捕经过了考验的适夷放在他一起，这就更不怕他玩诡了。”*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6页。胡风对文协内部各派势力都有充分的了解，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立场，彼此之间的区隔其实是十分清楚的。这与他参与文协活动的初衷也是吻合的。老舍明确地说自己“不是，也不是，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海潮音》1941年第22期第2卷。。胡风则不同，他自身的参与和对老舍的支持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
再次，胡风还尽力为文协奔走宣传，尽可能提供各种实际支持，尤其是利用《七月》为文协呐喊助威。胡风对《七月》与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经常在前者版面上为后者敲边鼓。“我从统战立场上拥护这个刊物，尤其因为在用独立自主的原则编辑《七月》，就更要采取拥护这个统战刊物的态度。我在《七月》上为它登广告，还应约介绍了稿子。”*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7页。这篇小说后来被姚蓬子声称遗失了，未能发表，使得胡风对姚蓬子的警惕再添几分。《七月》第11期是庆祝文协成立专辑，发表了王明和博古的文章，“非正式地表示了党对文艺界统战组织的希望”，同期上吴奚如、陈辛人、魏猛克的文章则“初步对文艺工作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要求：应批判社会生活中病态的或反动的东西，发扬健康的积极的东西”*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8页。。胡风对《抗战文艺》也算尽心了。
谈到为何要推选老舍时，胡风说：“组织文协，他是动机单纯的最热心的一个。”*胡风：《胡风回忆录》，第94页。显然，除了“热心”之外，胡风还十分重视老舍“动机单纯”。相反，在胡风心中，茅盾就是动机不那么单纯的人之一。胡风与茅盾的分歧并不自文协时期才出现，而是由来已久，文协时期只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而已。商昌宝认为二人的交恶自日本初识即已开始，“两个口号”论争是主要导火索，而40年代在重庆和50年代胡风事件则是二人关系恶化的高潮。*商昌宝：《“道不同，不相与谋”——茅盾与胡风论》，《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1期。韩晗《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一文亦没有提及文协时期。*韩晗：《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书屋》2010年10期。李继凯细致分析了胡、茅二人复杂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指出两人既有过惺惺相惜的合作，更有由许多一系列事件构成的、逐渐加深的“误会”，最终导致论争、交恶乃至决裂。*李继凯：《关于胡风与茅盾的交往、冲突及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2期。这些分析都没有聚焦于文协时期，但实际上，在文协时期，胡风的许多想法和举动都是与茅盾截然不同的，胡风对茅盾的微词中也包含多层含义。
其一，胡风认为茅盾没有领会周恩来等促成文协的真正用意和深层目的，那就是团结中间派与右翼作家共同形成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胡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寓有明显对比意味的笔调写道，与自己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重视不同，茅盾成立全国性的左翼作家机构等建议并没有被认真听取：“吴奚如说，茅盾是要求和周副主席见面谈谈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但周副主席实在没有时间，就由吴奚如听他谈了谈。他提出了这几点大同小异的想法，吴奚如只是表示了尊重他的意见，不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确定态度。”*胡风：《胡风回忆录》，第88页。胡风虽然无比遗憾但是也无奈地意识到左翼文化机构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了，看到茅盾不明白这个道理而碰了软钉子，胡风的得意之状自不待言，扬己抑人之意，自然流于笔端。隐约中，胡风也流露出将自己视为当时左翼文艺界接受中央指示的正统渠道而茅盾则全然出于私心的意味。但是，作为当事人，吴奚如的说法则截然不同。1938年2月茅盾再次来到武汉。*吴奚如误记为“1938年春夏之交”，根据查国华《茅盾年谱》，当为1938年2月。茅盾到中央长江局(对外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商谈他的出版这个刊物的计划和他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导和支持，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参加了这次谈话。第二天，我去茅盾夫妇所住的旅馆，作为回访，也是话旧，谈到一些具体问题，主要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所写的文艺稿件，由延安党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转来长江局后，由我有选择地交给他，在《文艺阵地》上发表，或者由他改作和作为创作素材。”*吴奚如：《悼念茅盾》，《新文学史料》1985年4期。周恩来不仅与茅盾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还让秘书吴奚如第二天“回访”，并将从延安转来的稿件交由茅盾处理，可见对茅盾及其意见的重视程度，也可以显示出茅盾在周恩来眼中、在武汉左翼文艺界内部的重要地位。同一事件，当事人的说法呈现出如此之大的反差，耐人寻味。
其二，胡风认为茅盾在文协之外另立组织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胡风认为，茅盾提出的建立全国左翼作家的联合机构的建议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左翼作家“各个和当地的党和群众发生某种联系，本人在发生变化，新人又在不断出现。他所设想的脱离当地实际，把文艺实践抽象出来，和一个全国性的左翼作家中心人物取联系的作家群是不可能存在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87页。也就是说，胡风认为在抗战的环境中，左翼作家只能融入到全民抗战之中，脱离了这种环境的左翼作家联合机构是无法存在的。老舍将文协比喻为象征性的“英国的王”，其作用不在政治斗争而在于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开头就强调了这种特点：“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转引自蔡清富：《指引抗战文艺发展的重要讲话——谈新发现的周恩来在“文协”成立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应该说，胡风的这种认识来源于在当时的统战政策，与周恩来等对文协的定位保持一致，也是对文协的功能与作用的坚持，即坚持以统战的方式与左翼之外倾向抗战的作家们并肩作战，并在文协内部牢牢掌握与左翼的话语力量和话语权。
其三，更直接的原因则是，茅盾在文协之外自行编辑的刊物影响了胡风主编的《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星期文艺》。1938年底茅盾到了汉口，准备出版半月刊《文艺前哨》，延续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之名，也暗含了延续左联精神之意，但在胡风的建议下改刊名为《文艺阵地》。胡风的用意是茅盾多联系老作家、打阵地战，自己则以《七月》为阵地打游击战，以推出新人为主。*吴奚如的说法与胡风有所出入。在《悼念茅盾》一文中，吴奚如记述了1938年2月自己“回访”茅盾时曾当面对茅盾说：“胡风主编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诗，算是游击战，您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登长点的作品，算是阵地战。两者配合，可构成国统区左冀文艺的完整阵容。”原话是胡风当面对茅盾所说，还是通过吴奚如传达，又或者两人都曾对茅盾说过同样的话，虽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这种分工带有组织上的意思，也包含分工合作、避免竞争的动因。这种建议看似尊重对方，实则内含着划分战场、清楚区隔、互不干扰的用意。胡风语带讽刺地说：“他当即欣然同意了。提醒他重视有地位的老作家，这个意见他是愿意听的。”*胡风：《胡风回忆录》，第88页。但实际上，竞争难以避免。同时期，胡风在主编《新华日报》周日的文艺副刊《星期文艺》和大型文学刊物《七月》。其中，《七月》前几期发行后大受欢迎，生活书店汉口分店本来答应要承接其出版事务，但茅盾《文艺阵地》使得《七月》大受影响。生活书店汉口分店毁约、不再出版《七月》，改出《文艺阵地》。不仅如此，《七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后，生活书店汉口分店提出希望以低于市面上通行的7折价格的6折包销《七月》每月3000份，胡风和上海杂志公司勉强同意了，但《文艺阵地》出版后，3000份也改为了300份。胡风在《七月》上为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进行大力宣传，不仅刊登广告，还为文协的成立出版专辑，刊发王明和博古等的文章来表明左翼对文协的态度与要求。同时，胡风还将《七月》的部分稿子发在《星期文艺》和《抗战文艺》上。胡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力保全《七月》，使之不被的打压和来自茅盾等人的竞争所打败，能够保存左联时期以鲁迅为首的文学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茅盾曾提出与胡风合办《文艺阵地》，但被胡风婉拒。有学者分析了茅盾的倡议与胡风的拒绝，认为“茅盾之所以提出合办刊物的建议，也可能与当时的文化上层有所关联。……但不管是本人的意愿还是接受他人的意见，茅盾毕竟对胡风公开表达了合作的想法。就此一点，茅盾重视团结，甚至是表面团结的性格心理鲜明地表现出来。这种圆熟的团结性格对于茅盾之后的文学事业和命运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胡风选择拒绝，“背后支撑胡风的心理因素是他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办刊理念。……《七月》对胡风而言，则纯粹是‘独立自主’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展身手，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的。对胡风而言，要他和茅盾合办刊物，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胡风的这种‘较真’精神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张玲丽：《胡风与茅盾的人格特征——从〈七月〉与〈文艺阵地〉办刊角度进行梳理》，《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3期。这种分析基本能够成立。上述细节和双方不同的态度可以呈现出胡风与茅盾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思维方式——处于领导层核心的茅盾考虑的是团结，至少是表面的团结；处于边缘的胡风考虑的是继续生存下去，保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不受侵犯。
除了与茅盾的纷争以外，武汉时期的胡风也始终对郭沫若成为全国文化界的领袖而耿耿于怀，甚至形于声色。对于此事，除了不理解、不接受，胡风的内心也一定还有强烈的失落感。郭沫若、老舍与胡风是当时武汉最重要的三个文化人，分别执掌“第三厅”、文协和《七月》，但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与处境却有很大的差别。“‘文协’与‘三厅’都是抗日初期在武汉建立的重要文艺机构。有所区别的是，前者更多的是一个建立在团结和自愿基础上的综合性文艺社团，而后者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是力量牵制)共御外敌的官方文艺机构。然而，这一‘官’一‘民’所起的历史作用却是相同的：从文学来看，它们代表了启蒙文艺、党争文艺再到救亡(战争)文艺的转折点；从抗战来看，它们对于当时保卫大武汉计划和实施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文化运动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唤起了一座城市乃至整个沉睡中国的战斗意志。”*何锡章主编：《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33-234页。简而言之，“第三厅”与“文协”都是官方机构、经费有保障、人员安全有保障，关系抗战大局。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杂志则仅仅得到的经费支持而已，与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甚至胡风生活窘迫、时常遭遇人身危险，《七月》刊物也时常被当局查禁和删改，说是胡风一人在勉力维持并不为过。正如胡风所说，“我不能不去用我的血液抚养它。”*晓风：《胡风家书选》，《新文学史料》2007年1期。《七月》在武汉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高压限制，被迫迁至重庆以后更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进一步打压。图书检查委员会向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明确写道：“《七月》企图透过文艺形式，达到谬误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转自梅志：《播火》，《中华英烈》1986年第3期。胡风为了将刊物维持下去，甚至提着烟酒亲自登门向主管官员说项，其窘境可见一斑。对《七月》的态度和策略是明确和一贯的，对其进行的打击不曾消停。这样的生存状态与郭沫若、老舍相比可谓判然霄壤。因此，胡风对郭沫若成为全国文化界领袖所产生的情绪也就可以理解，这种云泥之别也同样可以反过来解释胡风为何积极投身文协的筹备、创办和日常活动。
综合上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文协的筹备、成立与发展过程中，胡风确属重要人物，其对文协的性质、功能、作用等都有自己的理解，对老舍的支持和与茅盾的分歧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胡风的立场与态度。深入认识文协历史中的胡风和胡风对文协的理论认识都对重构文协的发展史和中国的抗战文艺史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胡风与茅盾、郭沫若等在文协时期的分歧只是一个缩影，它折射的是胡风对文协更加清醒和坚定的认识，对其统战功能更辨证的理解与阐释，也可以呈现出胡风在文协历史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同时，在更大的视野中，胡风与文协诸人的纷争也代表了七月派在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与尴尬处境。“作为一个以国统区为主要阵地的异议集团，七月派可说是生存于这种由和对文化界控制不完全而产生的缝隙之中。”*〔美〕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4页。国共两党时分时合的关系造成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强大张力，而七月派则是这种张力的典型产物，尤以胡风的精神特征最为典型。与老舍老实地做“抗战派”不同，胡风无法保持彻底的中立地位，他需要向某种倾向靠拢，武汉时期的左翼文艺也需要胡风和“七月”派作为外围性的文化结构而存在。等到这种需要消失的时候，胡风和“七月”派即刻转变为批判对象，也算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但即使在文协时期，“耿直”“神经质”等性格特征也注定了胡风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方的命运结局。他只能在自己的阵地上独自战斗，《七月》就是他在武汉时期的文学阵地，是他的主要精力所在。但同时，他对文协活动的积极参与也可以视作对自己边缘地位的不甘与抗争，虽然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经由一年的武汉时期，胡风与左翼内部的主流派别渐行渐远，他被迫面临的大规模批判却越来越近。
通常认为，后来胡风受到激烈政治批判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即他的态度、理论和宗派主义，胡风本人也认同。其中尤以态度问题最为突出。武汉时期的胡风对政治问题、文学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与之前的上海时期和之后的重庆时期相比都显得更为温和，甚至有自降身段的表示。“胡风最初与周扬进行的典型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几乎都与‘态度’问题无涉，态度问题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最早出现，它具体表现为胡风与左翼同仁带有很强学术争鸣色彩的文艺政见分歧；在重庆的‘主观’论争中，‘态度’问题急剧升级，胡风从对意识形态的无意碰撞发展到不自知的有意对抗；香港批判使‘态度’问题进一步恶化，胡风的反击实际上意味着，他拒绝接受以《讲话》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询唤’要求。……漠视意识形态的‘询唤’要求，对既定的一统意识形态体系拒不表示‘臣服’，这就是胡风‘态度’问题的实质。”*王丽丽：《在文艺和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这样的分析可谓准确深入，但也忽视了武汉时期胡风的主动示好和无奈受挫，忽视了胡风内心时刻存在的矛盾性。胡风生活于“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同时也生活于自我认同与外在认同之间，生活于“自我”与“无我”之间。
在胡风的视野里，文协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舞台和机会，可以弥合与左翼主流之间的关系，甚至能够进入其中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失败了，这种失败与胡风此前经历密切相关，也决定了他此后的遭遇，这是胡风作为知识分子在更黑的暗夜来临之前的短暂挣扎和最后示弱；从文协的历史进程来看，胡风不是最核心的成员，却是对其终极本质与历史使命进行阐释与执行的最佳人选，胡风忠实地维护了文协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性质，并为此黾勉尽职。胡风与文协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界，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许多文学史现象。这正是本文的初衷，虽然未必达到，但这种思考应该是有价值的。